做一颗读书的种子,用好部编本新教材  

 

南京市金陵中学岱山分校  徐金国

 

“做一颗读书的种子”是教材总主编温儒敏教授提出的关于这套教材想要达成的目标。具体说,即语文教师要做一颗读书的种子,把学生都培养成“读书的种子”。

关于“读书的种子”我想先说一个典故。这个典故说的是,燕王朱棣(后来的明成祖)发动靖难之役,抢了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当时朱棣身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谋士道衍和尚(姚广孝),他知道朱棣夺了权,上了位,一定会大开杀戒,就对朱棣说,你打到应天,建文帝身边的其他人都可以杀,但有一个人万万杀不得,杀了他,就会绝了“天下读书的种子”,这个人就是建文帝身边的重臣——方孝孺。当时建文帝身边的三个重臣——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朱棣打到应天,夺了皇位,就立即处决了齐泰和黄子澄,还真的没有杀方孝孺,就要方孝孺起草诏书昭告天下,方孝孺坚决不从,穿一身孝服,在朝堂之上破口大骂,朱棣一怒之下,不仅凌迟处死了方孝孺,据说还诛灭了他十族。或许真是一语成谶,从此天下读书的种子真的灭绝了。所以,这一次总主编温儒敏教授想要通过教材的改变,重新找回“读书的种子”,我个人觉得要实现这个目标任重而道远。不仅需要我们在座的所有语文老师的共同努力,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我想还是先谈一点务虚的内容,也是我对本次语文教材改革大背景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当前语文教学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想主要还是学生接受了十几年的语文教育,却没有能够培养起良好的阅读趣味,没有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甚至已经接受完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研究生都变得越来越不喜爱读书了。学生在该读书的时候,没能好好读书,主要靠做试卷、刷题目来应付语文考试,谋求一个不错的分数,获得升学的资格。学生对读书缺乏兴趣,在学生时代没有能够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没有接受经典的熏陶和滋养,必然会导致许多年轻人尽管学历很高,却普遍缺乏博大丰富的人文情怀。这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普及发展得非常快,培养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工程师、科学家,却不能培养出大师的关键问题之所在。因为真正的大师一定是个通才,一定是有着悲天悯人情怀的智者和哲人。“钱学森之问”让高层领导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一个民族的真正崛起,仅仅靠先进的科技和强大的军事是不够的,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定是一个文化高度自信的民族。

接下来,我们再来简单回顾梳理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课程改革的基本脉络。

《语文课程标准》推出之前,我们一直沿用的是《语文教学大纲》,《语文教学大纲》一直强调语文的基础性和工具性,强调语文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字词句篇语修逻文”,语文学习的活动是“听说读写”。这样的教学大纲,在新中国建国之初,教育普及率还比较低的背景下,对于快速提高学生的识字、读写水平,无疑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日益普及,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都逐渐大众化了的时候,人们发现语文学习仅仅把提高人的识字读写水平作为主要目标,显而易见是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了。特别是人们忧伤地发现,学生读了十多年的书,学了十多年的语文,接受了十多年的教育,学生的思想却矮化了,人文情怀缺失了。于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引发了一场关于语文教学的大讨论。讨论尽管闹得沸沸扬扬,但至少形成了以下两点共识。一是语文教学需要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但不需要在知识上挖得太艰深,特别是语文试题不能要出得越来越艰深,越来越刁钻;二是语文学习除了要培养学生读写能力之外,还要重视学生的人文精神、人文情怀的养成。于是,《课程标准》提出语文除了是工具之外,语文还应该是人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是语文课程的双重属性。于是,矫枉必须过正,从新课标实施以来,一下子,我们的教材编写和语文教学全都从传统的注重工具,追求语用,转移到了关注人文,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这个目标上来了,但问题是学生的人文素养往往是内隐的,不是显性的,特别是在现行的考试中是无法检测的。于是新课程实施十年,大家又遗憾地发现,按照新课程标准的要求,重视人文素养去教学,学生的人文素养无法显性检测,学生的语用能力反而下降了。所以,又引发了许多语文业内人士对新课标的批判。于是,2011年,《课标》制订组又综合各方面的批评和建议对课程标准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2011版的课程标准又强调语文学习首先还是要指导学生学习语言文字的运用,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所以,课改十多年,大家一个普遍的感觉,就是这一轮的课程改革,语文教学中的诸多问题基本上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家层面才下大决心,从2012年起,调集全国最优秀的资源集中最强的编写力量编写一本全国统一的语文教材,期望以教材来引领和推进语文课程的改革。所以,这一次的部编本教材的变革,绝不是仅仅换一本教材的问题,而是要借教材的变革解决语文课程改革中长期想要解决而又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如何既很好地发展学生的读写能力,又全面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使语文教学双轮驱动,健康发展,而不是一条腿走路的“残疾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次部编本教材的变革,是将推进了十多年的《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更有效地落地,这也意味着这次教材的变革将带来语文教与学的转型,变长期以来的“多快好省”型为“阅读、积累、涵养”型的语文教与学。所以,总主编温儒敏教授在部编本语文教材培训会上阐述新教材特点的时候,反复强调:新教材格外注重课内往课外阅读的延伸,这就构建了“教读——自读——课外阅读(整本书阅读)”的“三位一体”的教学结构,那么怎样才能准确把握住“三位一体”的教材特点,我觉得我们的语文教学必须推行两个转变:一是把课外阅读纳入课堂阅读教学的体系,课外阅读不是完全放手给学生课外,教师在日常的阅读教学课堂上应该有所作为;二是语文阅读教学必须大力推行“1+X”的教学方式。

我们还是先从教材编排结构的变化谈语文教师角色的转变。原来教材的基本结构是“精读——略读——课外阅读”,部编本教材的基本结构是“教读——自读——整本书阅读”。这样一种结构上的变化,究竟要传达一个怎样的信息?如果大家细细品读这几个用词上的变化,精读、略读主要还是专注于阅读的内容,精读就是要把文本读深、读透、读通,略读就是择其主要,观其大概。而“教读、自读”更多关注的是读书的方法的使用、阅读的策略的选择。所以,部编本新教材传递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语文教学最主要的目标是要教学生学会读书,喜欢读书,教学生读一定数量的经典书。那么对照这样三个目标,我们语文老师自身是不是先要问一问我自己:我会不会读书?我喜欢不喜欢读书?我有没有一定的阅读积累?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要恭喜你,你将是一位适应这次语文课程改革的合格的语文老师。反之,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真的很有必要去思考自身角色转变的问题了。

语文学习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操练,这是一条相对“多快好省”的路径;另一条是习得,就是通过大量阅读、涵养、积淀,逐步提升学生的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提升学生的文化、文学素养和审美追求。特别是文学、文化的素养、审美的趣味,那是无法用直接的训练获得提升的,它必须通过大量的阅读,丰富的语文实践,耳濡目染,才能逐步内化积淀而成的。所以人们常说一个读书多的人,走出来身上天生会透露出一种书卷气。这种气质的养成绝对不是快捷训练就能形成的,而是需要长期阅读积淀才能形成。因此,也早就有人讲过,语文是一种慢的艺术,语文教学应是一种慢的生活。那种急吼吼地直奔应试而去,直奔刷题而去的语文教学,注定是教不好语文,学不好语文的。所以,这一次语文教材变革就是瞅住这一语文课程改革的关键症结,去进行的。温儒敏教授曾不止一次地讲,这次语文教材改革的理想,就是要让广大的语文教师成为读书的种子,把读书的种子播撒在广阔的语文教学的原野上,播种在学生的心灵中,最终收获沉甸甸的语文的果实。

当然,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如果光有教材的变革,教师的转变,如果我们的语文考试评价改革不能跟进,这一理想恐怕还会像“希望的肥皂泡”。由此,我不免猜想,随着教材改革的逐步到位,下一步的语文考试评价改革也一定会跟进配套。关于语文考试评价改革怎么改,记得2009年我曾经写过一篇博客题目叫做《由大师们的“四个一百”想到的》。北大古汉语教授王力先生晚年撰文回忆他早年投考清华国学院研究生时的考试情况,在那篇文章中王力先生说,那次的全部考试试题就是要回答“四个一百”,即一百个古人名,要求写出每个人所处的朝代和主要著述;一百个古地名,要求答出各是今天的什么地方;一百部古书名,要求答出各部书的作者是谁;一百句古诗词,要求答出各出自那首诗词。而大家知道当时执掌清华国学院的是四位国学大师,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我们常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一个人的成长史”,一个人阅读的广度、深度与厚度,直接决定着这一个人成长的高度。回眸国学大师们出的“四个一百”考题,是不是就在考查学生的阅读史呢!由此,我不免奇想,既然有大师们的示范,未来我们语文考试评价改革,会不会也应该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呢?我个人觉得这应该是未来语文考试评价改革所追求的目标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