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语文教师要有胆识

语文教师要有胆识


 


安徽   钱之俊


 


我常常感到很疑惑,很失望,一个十几岁甚至八、九岁的孩子,当他们当面说起“大话“空话”来,往往义正词严,毫无羞怯之心;而私下又还原他们本真的一面。这算不算一种人格分裂?而这样的孩子,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实在是太普遍了。作为语文教师,我常常苦恼,我不知道自己平时告诉孩子们对文本的一些解读或灌输的一些基本常识理念,是不是犯了所谓“方向性错误”?而实际上我只是揭出了一些文本的虚假,告诉他们现实生活往往并不如纸上的美好,指出了那些教参中满纸“黑暗”“封建”等等千篇一律解说的片面……这让我想到,作为语文教师,面对不可改变的教材,面对不能挣脱的体制,面对一群纯洁如白纸的孩子,我们是不是该拿出应有的勇气、胆识,在孩子们进入社会之前,告诉他们这是怎样的一个真实的世界?我们应该做怎么的一个人?


我一直以为,解读语文教材,尤其是经典篇目,语文教师应该有胆识,而不受意识形态束缚,要培养孩子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尽量还原作品的本来面目,不能什么时候都是政治挂帅,意识形态教育为重。我认为,现代中国很难培养出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学生,这和我们的教材有很大关系,我们的教材尤其是语文教材与思想政治课教材都有太强的意识形态教育目的,这种类似奴化的教育直接限制了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如今的语文教材无论经过多少次的改版、修订,都还是逃离不了对人的价值取向的一种潜移默化的“雕刻”作用。简而言之,就是带有政治色彩。举几则例子。朱自清《荷塘月色》文首“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这句话,教参一度直接把“不宁静”的原因和当时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认为“通过对荷塘月色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南方革命的期盼,同时歌颂了作者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清高品质”;对《黔之驴》的解读是“通过黔之驴作比,说明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对巴金《灯》中的“不禁望着山那边笑了”解读成“心系延安”;再以鲁迅为例,就是在其身份界定上,又有几个语文教师内心会把他当作一个有独立思想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学校,有个怪现象,学生怕学鲁迅,有些教师怕教鲁迅。笔者见过不少所谓大学科班出身的青年语文教师,开口闭口也是十年、二十年前的老腔调,让人感到极其失望。


所以,钱学森去世前提出的世纪之问,大概得到我们中小学教育中去寻找答案。面对这样的教材,教师如果再没有胆识进行人性化教育,而是依据官方教参去照本宣科,学生不仅会味同嚼蜡,也会渐渐厌倦于语文学习,更可怕的是对他们人格的形成产生消极影响。吴非老师说:“用瞒和骗控制青少年的做法,和用亡国灭种的危言恐吓下一代后果一样。在瞒和骗中长大的人,思维是会有缺陷的,而一旦觉悟,就有可能转向虚无,什么都不信。所以,培养独立思考的一代,是教育最重要的任务。”“语文课应当担负起思想启蒙的任务。”吴非《不跪着教书》,第4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李慎之先生晚年撰文,希望来生能像过去那样做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给学生娃娃讲授公民课,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培养起国民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自觉意识,形成成熟的公民社会。李慎之老已驾鹤西去,他带着遗憾去了,我们还活生生的面对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我们难道没有义务去给他们一些常识性的启蒙教育?当然,目前在教材编写与解读上已有不少积极的变化。在上世纪末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前,我们的经典课文解读确实是热衷文本政治意义的一元解读,改革后已开始逐渐转向多元化解读。在提倡文本多元解读的环境里,给广大语文教师提供了施展个性的机会,也因此凸显了语文教师素养的重要性。如何引导孩子们向正确的方向——不是“政治正确”——去解读,如何锻炼他们的思维辨别力,如何回答他们提出的种种可能,都是对教师的考验。


我忽然想起英国的中小学基础教育。他们在孩子们价值观形成之际究竟教育孩子些什么呢?其实在英国中小学校里的道德教育不叫道德教育,而称“个人的社会健康教育”,或称“社会化过程”。目的是让他们懂得平常做人的基本道理,如何自律以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一分子。核心道德观念是:尊重生命、公平、诚实、守信。英国人还有个观念,即“道德是被感染的,而不是被教导的”。它体现在英国中小学的道德教育里,那就是不要求孩子们去死记硬背道德准则,但是,要求孩子们从心灵深处、从日常生活中懂得和理解伦理道德。英国学校一般不设专门的道德教育课,但开设包括佛教和道教在内的各种世界主要宗教信仰课供选修。在英国教育工作者看来,诚实不是一种孤立的品德,而是与自重和尊重别人,与对生命和大自然的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其实还有很多非常现实实在的价值观教育,主要目的是要孩子走向社会后,成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对社会有用、能够直面人生的人。这和我们从小给孩子灌输的所谓核心价值观教育是恰恰相反的,而实际的效果也是有目共睹。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的结尾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先生之语,观照今日之教育,直有触目惊心之叹。辛亥百年后,奴性教育仍然充斥课堂文本,“思想启蒙”仍然是个亟待拾起的话题。语文教师,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学科教职,在启蒙的边缘也只是打打侧边球,其实有太多不能承受之重。很多年前,苏芮在一首歌中这样唱到:“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作为语文教师,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但我们可以改变孩子的心灵世界——这,需要的是我们的良心与胆识。


 


 


 


 


 


 


 


 


 


 


 


 


 


 


 


 


 


 


 

谈教师职称评审中教科研成果鉴定的问题及对策

谈教师职称评审中教科研成果鉴定的问题及对策


 


徐金国 


 


在每年的中小学教师职称申报评审过程中,教师的教科研能力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考核评价指标,但如何准确评价一位教师的教科研能力却并不是一件简单易行的事情。于是,各地在对申报教师的教科研能力、成果进行考核鉴定这一方面都或多或少地遇到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不仅关系到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公平公正,而且直接影响着教师对教科研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据笔者调查,目前各地职称评审工作中,衡量一位教师教科研能力的高低,仍然只有一项重要指标,就是看该教师有没有发表(或获奖)论文,发表(或获奖)了多少篇论文,再看论文发表、获奖的级别层次怎样。而且不少地方对教师教科研成果鉴定都列出了具体的评价标准。以笔者所在的地市为例:教育人事部门将教师的教科研能力考核分为四个等级,如果教师有1-2篇论文发表在教育类核心期刊上的,教科研成果鉴定即为优秀,有3篇论文发表在省级一般性期刊上的,鉴定为良好,有2-3篇发表在市级或以上刊物的,或3篇以上在省、市教育部门组织的论文评比中获得二等奖以上的,可鉴定为合格,而没有论文发表或者只是发表在县(市、区)级刊物上的,获奖论文的奖次在省、市二等奖以下的,则鉴定为不合格。这样的考核评价标准,虽然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但现实的问题是仅仅用论文这样一个评价指标对教师的教科研能力和成果进行鉴定,其实并不能鉴定考核出一位教师真实的教科研能力和水平。


这些年来,由于各地在教师职称评审中都有硬性的发表教科研论文指标要求,所以必然会引发教师为了评职称而发表论文的庞大需求。而在如今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社会大背景下,有什么样的社会需求,必然会催生什么样的社会服务。于是,早就有许多不良、不法的期刊盯上了教师发表职称论文这块“大蛋糕”,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教师职称论文发表的产业链条,形成了盗版盗号,改版套号,代写代发的“一条龙”服务。而一些教师也由于平时忙于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不参加教科研实践,不重视教育教学理论的学习,根本无心或无力撰写教科研论文,但为了评上职称,只好四处花钱找人代写论文,或者干脆抄袭别人的论文成果,然后缴纳高昂的版面费买发表,在这样一个庞大的产业链上,获益最大的自然是那些不法的期刊和非法中介,而广大一线教师则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如此这般,职称评审中的教科研论文要求,其实已经演变成为了许多教师的精神和经济的双重负担。一些教师不是真正把心思放在教学研究和论文写作上,而是四处托人找关系求门子上,更有甚者干脆做起了学术剽窃的勾当,不仅败坏了学术风气,也损害了老师为人师表的形象。显而易见,如此的教科研论文成果鉴定根本不能真实反映一个教师的教科研水平,更不能真正促进教师教科研能力的提升,造成职称评审工作中教师教科研能力考核的实际结果与最初的良好愿望完全是背道而驰,事与愿违。


据此,也引发了全社会的质疑: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究竟需要不要提交论文?为评职称提交教科研论文对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究竟有多大的意义?似乎已经成了一个大家热议和普遍关心的话题,而且这样颇有争议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


二、改进的基本策略


教科研能力是教师业务素质中最重要的一项能力,是教师专业成长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考评指标。如果仅仅因为上面的原因,而在职称评审中放弃对这一项重要能力的考评,这显然是不科学、不合理的,也是不利于教师专业发展与成长的。我们绝不能因噎而废食。那么剩下的问题,关键就是如何用好职称评审中的教科研论文这根“杠杆”,以此来撬动教师教科研能力的提升,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就笔者愚见,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切实重视对中小学教师教科研论文写作的专门培训。首先是从概念上解释清楚,什么样的论文是中小学教师应该撰写的教科研论文。中小学教师写作的教科研论文和高校、科研机构专门研究人员的学术论文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不需要搞纯理论的研究,只是基于教育教学工作实践的研究,比如像教师平时所写的读书心得、教学反思、教育随笔、备课札记、教学设计等等,这些类型的文章应该全都属于教科研论文,这样降低论文的所谓门槛,不要让老师一谈到论文就是纯粹的学术性论文,对论文感到高深莫测,谈论文而色变。让一线老师明确职称所要提交的论文写作其实并不难,只要自己真心研究思考,努力写作,都能写出自己的教育教学论文。其次是对中小学教师论文写作如何选题,如何提炼观点,如何搜集材料,如何规范表达,甚至包括如何投稿等等,进行专门指导,把教师带进论文写作之门,并创设条件培养他们坚持写作的良好习惯。


二、要把对教师教科研论文成果的考核纳入教师平时的绩效考核。比如,在教师每年的奖励性绩效工资中,应专门划出一定的比例作为对教师每学期每学年教科研成果的奖励,通过过程性考核强化教师积极开展教科研工作,自觉撰写教科研论文的意识,激发教师投身教科研的兴趣,提高教师教科研的能力,丰富教科研的成果。从根本上避免一些教师平时从来不谈教科研、不搞教科研,不去读书,不去思考,更不写论文,单等到要评职称时,只好四处托人找关系,花钱买论文,买发表,等等恶劣现象的发生。


三、要建立严格规范的职称评审论文答辩制度。凡参加职称申报评审的教师都要对自己提交的教科研论文,由评委会相关学科专家组进行提问答辩,通过提问答辩考核提交的论文是否是教师本人自己的实践和思考,考核教师是否真正具有一定的教科研水平,从而杜绝请人代写论文事情的发生,把那些花钱买论文的南先生从职称申报者队伍中清理出去。


四、对教师教科研能力要求和成果鉴定应该根据不同年龄、不同层次学校区别对待,不要搞一刀切。比如,对城市学校教师和农村学校教师要区别对待,城市学校教师的要求要高于农村学校教师;对重点学校教师的要求要高于一般学校教师。再比如,对年纪轻、教龄短的教师要比年龄大、教龄长的教师要求要高一些。既要坚决鼓励那些真正投身教科研优秀骨干教师在职称评审中脱颖而出,又要从实际出发,对那些长期在偏远农村学校工作年龄偏大的教师予以人文关怀。


五、各地教育人事部门和教研部门要组织各学科专家本着对事业负责,对教师负责的态度,对中小学各学科的报刊杂志进行一个精心的筛选和鉴定,将那些学术品行不端,质量低劣,以收取版面费获利的报刊全部列入黑名单,从目录中清除出去,筛选出一个学术水平高,学术道德好的期刊目录提前向教师公布,强调只有在这个目录上的期刊发表论文,方可获得承认,并建议学校和教师订阅这些优秀期刊,从而让教师真正把心思全部花在教学教研上,花在自己的教科研论文的撰写上,而不是花在别的歪门邪道上。


六、中小学教师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教授不同,中小学教师主要时间和精力还是集中在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上,几乎很少有专门的时间去进行课题的研究和论文的写作,要求所有教师都能够写作出高质量并能够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其实也是不现实的。而在现代这个网络时代,要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其实又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教师个人注册登录某个网络论坛或申请一个网络博客,就能够很容易地把自己在教学教研中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并与同行分享。所以,要求教师在相关教育网站和学科论坛上,发表自己关于教学反思、经验总结等原创博客文章,坚持多少年,每年撰写博客文章达多少篇,其中精华文章达到一定数量,也可计算为教师的教科研成果。这样,从实际出发,适当降低论文要求的门槛,对教师教科研能力的考核,从单注重结果评价转向更注重过程评价,或许更能够促进教师开展教育科研,提升教科研能力。时代在发展,网络世界给了我们无限广阔的舞台与空间,在职称评审问题上,我们同样也应该与时俱进。


 


 


 


 

“鲁迅撤退”引发热议的背后

“鲁迅撤退”引发热议的背后


徐金国


最近,关于中学语文教材去除鲁迅的文章,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约七成网友反对“鲁迅撤退”,担心从教材中去除鲁迅文章,青少年在上语文课时会缺失人文理想,天下文章会失去灵魂,而支持者则认为鲁迅的文章是时代的产物,新时期作家的作品更具当下价值,应该进入中小学教材。


教育事关子孙后代,事关民族千秋万代,什么样的文章可以入选教材,什么样的文章又应该退出教材,自然应该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应该经得起大众的检验,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想吾等一般网民根本不需杞人忧天。


同样,也是最近,无意中读到一篇孙伏园《关于鲁迅先生》的文章,文中谈到,鲁迅先生听说《呐喊》一出版就被请进中小学课本之后,不但感到极为沉痛,而且此后一看到这本书就讨厌。因为他很不愿意孩子们读到他的作品,最不愿意孩子们读到《狂人日记》。他甚至不想再写这一类的小说。因为他不希望孩子看见血腥、丑恶、残酷和绝望,而希望孩子们读到充满理想、充满光明、充满善念和爱心的作品。所以,从以上这段话说,现在从教材中去除鲁迅作品,正是当年先生所希望的,根本无需大惊小怪。同样从上面这段话中,我们也看到先生希望撤下他的那些直面现实人生的作品,希望以更多充满理想、充满光明、充满善念和爱心的作品来代替。


所以“鲁迅撤退”本身不是问题,问题的背后是在当下这样一个媚俗成为时代精神,平庸成为世界潮流的时代,灵魂的平庸和精神贫乏成为当代文化最主要最突出的问题。我们的教材能不能真的精选到先生所希望的“充满理想、充满光明、充满善念和爱心的作品来代替。”而人们的这些担忧又绝不是毫无根据的空虚来风。周国平先生在《思想的星空》一书中,对中国当代文化曾坦诚直言:“中国当代文化基本只是文化历史之外的文化,它们产生出来只是为了被消费掉。这些作品在完成之日就已经注定为历史遗忘。”如果去除鲁迅作品,代之而来是这样一些缺乏精神没有灵魂的东西,那将会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但愿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


当然,如果这次撤退,如钱理群先生的《心灵探索》一书所言:鲁迅自己反复强调,他最看重,也最着力的是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他的任务就是要揭示中国社会的“压迫与被压迫”、“专制与被专制”。如果因为这种顽强的批判精神,使鲁迅作品确实伤了某些人的心,而不得不去之而后快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国家与民族恐怕实在就是万劫不复了。


记得郁达夫在纪念鲁迅时曾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而不知道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为可悲。而对英雄的怀疑与诋毁,则更是可怕的愚蠢和卑鄙了。为了中华民族,为了子孙后代,但愿网民们所有的怀疑与担忧都是杞人忧天。


为了中华民族,为了子孙后代,阿弥陀佛!

(转潘文新)新时期、新校长、新定位

新时期、新校长、新定位


□ 潘文新


 


导语:首先感谢尊敬的倪振民校长,感谢主持人王占宝校长,感谢在“千年府学”中不断创生,在“百年新学”中不断喷发的苏州中学,在这样一个光荣的日子里,为我们创设了这样一个平等交流的学术平台,也让我这样一个青年后学有机会向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们请教,我感到很庆幸,也感到很荣幸!


五月的苏州才隽云集,嘉朋满座,作为新时期新校长中的一分子,我首先想到的是让我们从繁冗的事务中,从忙碌的行程中停息一下,沉寂下来,抖落风尘,认真地砥励和切磋,叩问自己,追问心灵,我是谁?今天我讲演的话题便是:“新时期、新校长、新定位”。


或许是因为中国几千年“人治”传统在教育上的间接映射,或许是教育在社会发展大潮撞击下的尴尬处境。都使得新时期校长地位显得畸形和异化,它的趋向是过份凸显和神化。比如“一个校长就是一个学校,一个好校长便是一个好学校”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流传很广。其实我们要警惕过份的赞誉的背后,是过多的期盼和依赖;过多的期盼和依赖的背后,是教育过多的无奈和困惑。当教育本身体弱多病后,便会寻求救世主,这种对个人力量的过渡依赖,反映了教育生命力的衰退,(这种情况)类似在人类早期蒙昧阶段,因为面对着自然的无知、无助、无力而促生了神化的滥觞。校长们在这种虚幻的被推崇、被赋予、被神话中送上的祭坛烧烤,绑上战车狂奔。所有这一切乱相,都反映了我们的教育正在“失落”、失魂落魄的“失落”。校长既要做名师,教育家,又要做企业家、外交家、活动家、改革家,就是很难听到一个声音,清晰地告诉我们:校长要做校长。很难听到一个声音,准确地告诉:我们校长是什么。大概因为我们的头脑萎缩得无法勾勒出什么是校长了。因为被过多地涂抹,涂抹得面目全非,面目模糊了,校长本人也被折腾得“六神无主”了,力求什么都像的结果往往是什么都不象,校长在角色越来越丰富的同时也越来越找寻不到自己,越来越“去教育化”、“去校长化”了。


校长就是校长,校长要努力成为校长。拔开迷雾、清洗出本质,提炼校长的精神元素,他必须是个理想中“痴者”,抉择时的“智者”,现实里的“行者”,人际间的“仁者”,这既是他四张精神名片,同时也是他的四种主要精神构成成份。


校长首先要是一名“痴者”“痴者”是一个在冰冷的现实中却没有丢失热情的人,是一个虽已成年但都没有忘却做梦的人,是一个一直把理想和信念小心供奉在心灵深处的人。教育也好,办学也好,不能脱离现实而置身真空的,在学校与社会不可避免的交融中,处劣势、处弱势的往往是学校,往往是学校被强大的社会所俘奴、所捕获,学校要想生存,更多地时候是学会了“媚俗”,而失去了教育的本真。校长办学的过程就是时时拎着自己的头发与地球引力作斗争的过程,因为教育的宗旨就是“用教育的理想打造理想的教育,用理想的教育实现教育的理想”,教育就是教育出理想的人,创造出理想的社会,所以教育要有理想,校长更要有对理想的一颗痴心、一片痴情和一份痴迷,这样学校才有可能抬起精神的头颅脾睨世俗。教育是要有一些高贵的气质的。这样才能使得学校在与周围系统的交流中,作为社会热源、光源,精神的制高点去发散、发射能量。如果把人类文明比作一条河流,那么教育便是源头,河流的下游被污染了,断流了,只要源头水流汩汩,便还有希望在,还有水清波漾的一天;如果源头也被污染了,便是断了生机和断了命脉了。再从横的向度上来考量,社会中的各行各业虽然是平等互助的,但教育应该人类文化派住的代表,是人类文明占据的堡垒,是现实世界精神的守望者、看夜人。所以如果学校缺少理想的隔离和防护,校长缺少理想的充盈和铺垫,教育便失去了精神支柱,便俗媚为“工厂”、堕落为“人力资源部”。教育“立足于现实,来源于现实”,但却要“高于现实、超越现实”,否则怎么能担负起引领和推动的作用,校长的教育操守要他“言所当言,行所当行”,要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情和勇气,中国教育的问题“地球人都知道”,身在其中的校长不仅心知肚明,而且深受其害,可是在权与利的博弈中,谁都难以牺牲自己成全学生,牺牲小我成全教育,牺牲现在成全明天,往往坐等着问题累积糜烂、不堪收拾。校长中少有“痴者”,少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傻劲,现实把大家教育得太聪明、太圆滑,站上岸上,隔岸观火,指手画脚,不加援手。在坐的各校的名校长居多,都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走到这一步不容易,但更走出这一步更不容易,中国校长尤其是名校长要“贵族造反”,“自己造自己的反”,象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学习,这要有多大的勇气,多么大的良心道义的力量,但中国教育必须从这里起步,走“城市包围农村,名校带动弱校”的路,走“自我革命”的路,但这一切必须经由“校长之手”来完成、来推动,在教育中“痴者”是一团火,唤醒别人,感召别人,激发别人,一点火既可以“总被雨打风吹去”,也可以作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火种而存在着。


其次,校长要做一名“智者”。校长要在与现实的较量和磨合中打造出超凡脱俗的眼界、心胸、智慧,勇而有谋,谋而后动。这不是屈服和投降,是鲁迅先生所谓“韧”的战斗,是生存智慧,是管理智慧,是教育智慧。智慧的前提是学习,校长要肯学、会学、善学、乐学。学习是校长终其一生的必修课。在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外部与内部、对上与对下、待人与接物的诸多矛盾中,校长要有外圆内方的通达圆融,审时度势,规避风险,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化、最优化、最长效的发展。但“圆融”决不是“圆滑”,“智慧”更不是“没有风骨”,“没有操守”。校长要知道,学校总是在今天和明天的空隙里生长的,学校总是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里前行的,没有智慧,不仅无助于理想的实现,而且于事、于时无补。办学不仅要遵循教育规律,而且要遵循市场规律,校长不得不穿行于体制内外,既要遵守“明规则”,还要利用好“潜规则”。因为在现实社会里,如果缺少必要的智慧,“出师来捷身先死”是无助于教育的改革的,“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越是好的校长,越要学会自我保护,同时也保护理想,保护真的教育的“种子”。另外,有时决定学校沉浮兴盛的只在是时、空、人交错的那一个“点”,这也叫做“拐点”,要敏锐而智慧地把握,否则就会错失良机,就会命定多舛。学校发展力争少走弯路,少付成本,对学生、教育负责,校长必须成为一名“运帷帷幄,决胜千里”的智者。同时校长的反复权衡、小心谨慎的智慧之所以必须,也是因为捧在校长手里的学校、学生、教师都是极为珍贵的,就象瓷器:个性而独特,精美而易碎。所以,校长既是勇敢的“痴者”,更是谨慎的“智者”,因为教育是“输不起”、“输不得”的,一个校长即使可以对自己不负责,但他却不能不对学生、对老师、对教育负责,并通过这些对社会的发展来负责,这是有良知的校长无法选择、无法躲避的责任。


校长要做一名“行者”。一个行动者、实践者,他忠于理想,长于谋划,但更要勇于“行动”,校长必须是信奉行动哲学的人:只有行动才能改变,只要行动就会改变。“这筹帷幄”之后,要达成“决胜千里”的目的。“谨小慎微”是校长智慧的表现,但不是胆怯和畏缩的借口,校长要克服“哈姆莱特式”的犹豫,直面世界,正视现实,积极应对,执着前行。校长是实干家、是实践家,改革中的问题最终要*改革来解决,教育的症结最终要*教育来疗治,今天与明天的巨大落差正是历史给校长预设的行动空间,理想与现实的痛苦拉扯正是时代给校长注入的改革动力。但校长不应祈求自己是英雄和救世主,不应陶醉和满足于屹立浪头、独领风骚的姿态,不要迷恋于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感觉,做校长更多的时候是痛苦的选择,也是寂寞的事业,他是追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移山的愚公,是鲁迅笔下坚韧而孤独的“过客”。他潇洒不起来,因为他身上背负着沉重的教育,沉重的社会,沉重的人。他的一切“不行动”都是为了行动,都是围绕着人生意义的开掘,人的价值的实现,人的幸福的获得。校长必须拒绝“胡作为”,更要拒绝“不作为”。校长不仅是“理想中人”、“智慧中人”、“性情中人”还是一个“问题中人”,总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超越问题,与“问题”共舞,在一个又一个问题构筑的“陷阱”的边沿“戴着镣铐跳舞”,他的行走、行动、行为,不仅要技艺娴熟,炉火纯青,而且要保持身体与心理的平衡,只有心智健全的校长才能带领着学校、老师、学生穿越沙漠向着理想的目标渐行渐远,而且在逼近同时又拓展出更深远的目标,在这种无止境的追寻中,收集起点点滴滴,同时也实实在在的人生幸福!


校长还要成为一名“仁者”“仁者”就是仁爱之人,因为教育是面对人、基于人、为了人、服务人的工作,校长就处于这个“人—人”系统的枢纽、核心位置。“仁者爱人”同时“仁者无敌”。人们常说教育不是工业,学校不是工厂,教室不是车间,教师不是工人,学生自然也不是产品。但教育也不是“农业”,庄稼在农民的精心呵护下茁壮成长,固然体现了一定的“生命尊重”,但农业今年减产,明年增产,这季欠收,下季丰收,波动和均衡是司空见惯的常态。但就每一颗禾苗的个体生命而言,它的意义和价值决不该被群体所湮没,不应该被“它者”所代替,因为每个人都是极其珍贵而又独一无二的。教育最崇尚爱,没有爱就没教育。但这个重要的思想被普遍狭窄化地误读了,往往被人们偏面地理解为“爱”就是教师对学生单向地赋予和支付,其实一个校长不教会教师从教育本身获得爱,他怎么能长期地支付爱;一个校长不教会教师享受教育的幸福,教师怎么能够给予学生幸福。而校长本身也应该在这种“输出”与“获取”中成长自我,校长并不总是“受难者”,如果没有化苦难为幸福的能力、胸襟,那么教育和教育者都不会成功的。所以校长要铺就一张广博深厚的“仁者”的平台,支撑和驱动“痴者”、“智者”、“行者”来做好教育,做好的教育。


一名校长,当他面对理想一定是一名“痴者”,一名“痴迷者”;面对矛盾困难时,一定是名“智者”,“智慧者”;面对现实世界时一定是名“行者”,一名“行动者”;面对鲜活生命时,一定是名“仁者”,“仁爱者”;我一直思考新时期校长是什么,它就是这四种精神元素组成的我们时代的教育精英。我一直也在想校长象什么,他就象个放风筝的人,眼里要有蓝天,心中要有大爱,手下要有分寸,脚底要有土地。他,抬头看天,举手干事。同时还要光着脚,在中国教育的漫长征途中,趟出一条路来。


 


结束语:谢谢各位!


 


(潘文新,江苏翔宇教育集团宝应中学常务副校长。此文为潘文新校长在苏州中学“国际校长论坛”上的讲演)


 

我为江苏高考献一策

我为江苏高考献一策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教育局教研室  徐金国   邮编:224002


 


不久前,国务院在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时,通过网络等媒体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由此而引发了关于文理分科话题的讨论。反对文理分科的人士认为,当下社会,学生普遍人文精神的缺失,皆是中学文理分科惹的祸,所以,从培养一个健全的人的角度,坚决要求取消中学的文理分科。而赞同文理分科者则认为,如果现行的高考制度不改革,中学若不进行文理分科,则会使学生已经不堪重负的课业负担雪上加霜,与当前推进素质教育,切实减轻学生的过重课业负担,完全是背道而驰。争论的结果,是双方旗鼓相当,谁也说服不了谁。其实透过这场争论的表象,说到底这场争论的实质是中国教育要培养健全的人,教育改革究竟应该走向何方?再进一步,争论双方,都一致认为,在当前,中国的高考制度是无法取消,也是不能取消的,那么这场争论的实质也就演变成为了高考改革究竟应该怎么改的问题。


近几年来,全国各省都在积极推进高考改革,江苏的高考改革更是走到了全国其他省市的前列,最近十年江苏高考五次变革,旨在努力探索出一条既利于推进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又利于高等学校选拔人才的高考改革之路。然而,十年五变的高考改革,尽管事先也做了大量的调研,最终却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更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由此,一个全社会聚焦的高考改革变成了一个纷争不断的话题,全社会呼吁变革之声不断。笔者把全社会对江苏高考改革指责的声音,略加概括,简要小结,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革的结果与改革的初衷南辕北辙。江苏高考改革方案,原意是为了推进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所以减少了考试科目,只考语、数、外三门学科。显然,这种改革的最初出发点是善意的,尽可能地解放学生,让学生更多地接触社会。但是,如果只重语数外,忽视其他基础学科的学习,在中学阶段不能打好基础,知识结构不健全,不仅将来学生在高校继续学习困难,而且对人的终身发展甚至会构成缺陷。迫于这样的形势和压力,于是江苏高考改革方案的制订者们又不得不提出将学业水平考试作为高考语数外的必要补充,而且把学业水平考试的等第带入高考录取,提出“6A”加10分的录取政策,这样的录取政策一出,结果造成社会舆论立马将学业水平考试升格为“小高考”。使这个原本旨在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改革,不仅没能够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反而使学生的学业负担更重。老师、家长和学生都为了能够在高考中加10分,务求在学业水平过关测试中门门功课达“A”,这样就势必要求学生门门功课都不能松懈,都不敢松懈,但从人的智力发展的差异性看,这种要求学生门门功课都优秀的想法,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是政策制定缺乏应有的严谨与科学的态度。既然高考改革,除语数外三门之外的六门学科均是学业水平过关性测试,成绩以等级记,那么从一般意义上讲,如果学生达到优秀,就应该是“A”等,得到及格,就应该是“C”等以上,这本来一般常识性的事情,可是,江苏高考政策的制定者们却非要搞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搞一个前面四门学科,以学生的成绩记等第,而最后考的两门选考科目,则又以比例来确定等第,规定前20%的考生为“A”等,前50%的考生为“B”等以上,这样以比例来确定考生的等第,就从根本上模糊了学生真实成绩的区分度,假如在考生选考的科目中,如果试题趋于容易,就很有可能发生同在80分以上的优秀学生,他们的等第成绩很有可能是“A”等与“C”等的差别。而这一个“A”与“C”,又直接决定着学生能否进入大学,能进什么样的大学。因为招生政策明确规定,进入本科以上的学校,最后的两门选考学科必须都在“B”等以上,如果要进重点和名牌更必须是“A”等甚至是“A+”,也就是说,尽管你也优秀,但是你只要在50%之外,你就要被挡在本科大学的校门之外。于是,社会上曾盛传一个笑话,为了保证孩子选考科目都达双“B”,干脆把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七姑八姨全都动员起来报名参加高考,这样以19的比例确保,其他人都考了零分,孩子只要考1分,他也肯定在前10%,那么他的选考科目的等第就必定是“A”等。


三是政策缺乏应有的严肃性。作为高考招生政策,涉及千家万户,事关几十万高考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这本应该说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制定和执行都应该是慎之又慎,一旦出台决不可轻易更改。可是江苏的高考招生政策,自2008年推出以来,却是不断变更,不断地修改,显得极不严肃。比如:政策制定者先规定,除语数外之外的六门学科,均为学业水平过关性测试,成绩以等级记,但接着又规定,最后的两门选考科目的等第确定,与前四门完全不同,不再按成绩划线,而是按比例划线,而且选考的两门科目必须在双“B”以上,方可进本科院校。可是在2008年高考成绩发布之后,却又临时出台政策,凡是特征分(即语数外三门考分)在300分以上,选考科目达“BC”以上即可填报本科志愿。如此一来,对一部分选考科目有一BC的考生政策是放宽了,但是,对另外一部分特征分不足三百,但选考科目等第都在AB等以上的考生是不是有失公平了呢?


四是从高校选拔人才的角度看,现行的高考模式,以语数外三门学科分数,作为高考的录取依据,而三门学科中,有两门属于语言学科,而语言学科的学习,我们都知道,一方面要靠人的语言天赋,一方面靠人较强的记忆能力,而记忆的能力随着信息存储技术的日益普及,对于人的发展作用会愈来愈小,现代社会更多需要的是人的理解、运用、合作、探究与实践创新的能力。而这一切能力,在如物理、化学、生物、历史等选考科目中,会得到更好的反映,而现在的高考却以模糊的等第反映这些选考学科的成绩,于是,相比语数外三门学科,学生在选考的科目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都远远比不上。所以,语数外的高考成绩,其实并不能反映学生真实的学习能力和水平。于是,出现近两年,一是高考分数居于前列的以女生居多,二是报考的学生中,报考文科的大大超过报考理科的,造成高校想招的学生进不来,不想招的学生又无法拒绝,造成不少高校原本是理科专业却不得不招文科考生。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学生进入高校,所学专业常常与自己的爱好特长相左,原有的知识基础与新学的内容脱节,造成一部分学生在高校难以继续学习,不得不转系或退学;另一方面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缺乏浓厚的兴趣,造成高校培养出的人才质量得不到保证。


以上的种种弊端,怎样才能解决?江苏的高考改革究竟该走向何方?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指导,首先,必须坚持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真正做到学有所用,终身受用。其次,坚持以学生为本,必须真正要把学生从沉重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从大量机械的应试解题训练中解放出来,更好地发展学生的个性与特长,促进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发展。由此笔者不揣浅陋,斗胆为江苏的高考改革提出如下建议:


建议之一:在高考科目设置上,建议考虑用2+1+1+会考的模式。具体地说2,就是高考必考科目只有语文和数学两门,那么,第一个1,为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选考语数以外的任意一门学科,第二个1,为外语,在考试学科的分值设置上,前面的2+1,以每学科150分,作为高考录取分,而第二个1,外语学科的考试则以等级记。如果第一个1选考外语的外语专业考生,则可以另外选考一门学科,作为第二个1


建议之二:就是外语学科的考试,一要降低难度,适当减少词汇量,把学生从死记硬背中解放出来;二要减少分值设置(满分为100分);三要在外语考试的形式上进行较大的变革。外语考试要着力突出语言学科的交际工具的功能和特点,采取笔试+听力+口语的方式,减少笔试所占的比重(建议笔试占60%),增加口语和听力的分值和权重(口语和听力各占20%,计40%),将笔试、口语和听力三项成绩相加,确定“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或ABCD)四个等第,作为高考录取的依据之一。凡报考外语专业的考生,除参加上面的口语、听力测试之外,需进行独立外语学科笔试,考试时间分值和其他考生选考科目一样,报考外语专业考生的试题应强化对外国经典名著阅读的考查。


建议之三: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在高校的学习和可持续发展,建议学生选考的1门学科,可结合学生高考填报志愿和将来所学专业做出适当规定,比如:填报理工类考生,要求必须选择物理;报考农医类考生,要求必须选择化学或生物;报考环境、大气、地质类考生,要求必须选择地理;报考文科、法科的考生,要求选择历史或政治。报考艺术、体育类考生的专业考试,仍然根据不同专业需要,组织相关考试,最终专业成绩折合成150分,计算高考总分。


建议之四:除高考科目之外的其它会考学科的考试和考查,要真正体现高中新课程必修加选修的特色,采取学分制,不同学科的学分要求与高考录取有机集合,为学生进入高一级学校学习深造,打下更加扎实的知识基础。